適性教育和適用教育

（趙光安教授，2013-02-11，瑞典）

　　人才培育白皮書多次會議中都強調要發展「適性教育」，會議紀錄給我的資訊是：課程結構多元化就是適性教育，我認為應該深入探討如何「做到」適性教育。我先提兩件我身邊的事做引言。

　　Karolina KlÜft是瑞典傑出的女子七項運動家，自1990年代末期開始，她就奪得所有國際賽的金牌。2006年瑞典選拔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的國家隊員，當時，KlÜft正處顛峰狀態，竟宣佈不參加女子七項，理由是：女子七項的金牌對她已經沒有重大意義，她要發掘自己單項運動的潛力，當時全瑞典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都讚許並支持她的決定，因為自主的「適性發展」不該受到社會的壓力。不久前，臺灣的一位年青人得到「世界電玩比賽」的金牌，臺灣當局立刻大力推動電玩。這種以發起「運動」的方式，用名與利來利誘年青人投入某種特定的活動，是與「適性教育」背道而馳的！

　　瑞典的小學老師非常注意班上學生的性向與特長，為個別學生準備適當的教材在課外「自學」（不是補習）。我的大外孫HENRY小學一年級讀了三個月以後，他的老師給他一本乘法入門的算術書。老師說：「你很喜歡上算術課，如果你想多學，可以在家自學乘法，有問題可以問爸爸、媽媽。」HENRY的小朋友BENSE得到一本語文故事書回家自修。瑞典的小學老師都非常清楚，「自學的習慣和能力是推動適性教育的基礎」。如果，學校只是多開一些課讓學生選讀，而不積極地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和能力，讓學生能依自己性向終身學習來發揮自己的潛力，這種教育不是適性教育。

　　培養自學的習慣和能力要越早越好，「適性發展」的基礎應該在十二年國教的階段完成。這階段的教育綱領應該是讓孩子能「健康快樂的學習成長」，將來進入社會能「誠實認真的為人做事」。今天臺灣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學習目標是升學，隨升學制度而來的是惡補，學生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來發展性向。即使學生有這種意願，也會在社會壓力下回歸到專心應付考試。

　　適性教育也可解讀為「適合工作性質的教育」，我稱它為「適用教育」。如果能夠融合適性教育和適用教育，也就是適性教育的課程內容能夠有效地實際應用，就能把工作（職業）和興趣結合在一起。我認為這是非常好、非常有用的教育。

　　自1996年執行教改以來，高職面臨逐漸消失，替代獨立高職的功能是在普通高中的課程規劃中加入一些和職業教育有關的課程，讓學生「適性」的選讀（美其名為課程多元化）。上這些課的學生，學理論的時間太多，動手實做的時間太少（這樣可以減少辦學經費）。接受這種「非適用教育」的學生，畢業後一定無法勝任業界的工作要求。

　　大學學制如果是入學即選系，必須要讓學生容易轉系才能落實適性教育，必須要容許學生可以修讀許多選修課程才能達成適用教育。如今，臺灣的大學內，系所間門戶之見極深（本位主義），用大量的必修課把學生綁成系所的財產。即使是實施學程制，學程的內涵也是由系所決定，學生不能依自己的「適性與適用」來修改。臺灣的高等教育容許任何學系的學生增選少量的教育課程，然後考取中小學教師執照，不少學生走這條路來預防失業。我認識一位讀國際貿易的學士，畢業後到國中任教。這種既不適性又不適用的現象，實在是太可悲了！

　　臺灣的大學一年產出六萬多個碩士，其中約七千多人繼續讀博士，剩下的五萬多個碩士進入各種工作性質與研究無關的行業。這五萬多個碩士每人要花一年的時間寫一本與未來工作無關的論文，這顯然是非常不適性與不適用的。為什麼不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學習一些與就業有關的專業知識呢？臺灣的大學有四萬七千多位專任教師，他們每年要負責產出五萬多本論文，老師為什麼要做這種對學生無益的事呢？

　　近來臺灣媒體經常討論博士失業的問題。2011-2012年產出的七千多個博士中，有三千七百個失業（其他人的就業情況沒有資料）。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塑造所謂世界級的頂尖大學，產出應該是國際優質的，可是在人才培育方面，卻製造出極大量的劣質博士。最近政府有高級官員提出要送臺灣優秀的學生到海外培養成才，建立華人的海外人才庫。這個主張等於坦白地承認臺灣頂尖大學（有的已進入百大）的教育方式不能培養優質博士，而外國大學（有的在百大之外）的教育方式能培養優質人才。問題是：為什麼臺灣不把改進研究生教育列為第一優先的工作，反而致力於把人才外送？這些被外送的優秀學生，有成就以後，即使回臺灣，也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教改已經把臺灣的頂尖人才培育拖累了將近二十年。臺灣還能再等二十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