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國際化

（趙光安教授，2013-02-22，瑞典）

　　「國際化」是空泛的三個字。要討論「國際化為何及如何能提升大學教研」，必須先要簡明地說出大學教研每天如何呈現？真相很簡單：教師天天教書和做研究，學生天天學習和逐漸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人。「國際化」的空泛內容可用「如何把這些天天做的事，做得更好」這個具體議題來充實。

　　學術研究的成果是世界流通的資產，每位教師都（應該）知道如何提升他的研究水準，每個系所都（應該）知道如何改進它的研究環境。如果這類提升和改進需要由國外引進，無論是外人來教或是自己去學，最重要的原則是「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如果派人去學，一定要有配套措施，讓學成回來的人能立即發揮所學，如果請人來教，能長期留住人才最好，否則一定要做到「人走後本領要留下來」。由外國引進新的教學方法或新的課程結構，尤其是近年發展的「跨領域教學整合」，也是用同樣的原則執行。

　　得到好處必須付出代價。在我2007年退休前，瑞典每位大學校長都有一筆來自Wallenberg基金會的經費，專用來支付短期的這類國際活動。如果是長期的計畫（有的長達2、3年才取得具體成果），經費可向「高等教育及研究國際合作」基金會申請。合作所需費用全部來自基金會，不須對方分擔，這樣才能保證用最短的時間（不受對方行政流程的誤時），提高學校的教研品質。當某大學的研究水準被提升到，有許多外國大學來向它學習技藝或邀請學人時，這所大學就是具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大學，是否用「國際化」這三個空泛的字來形容，已是無關重要。

　　要長久地留住人才，不是留住一個人，而是留住一家人（家庭）。歐盟FP7的規劃重點目標是打造全歐的優質生活，務求做到人才流入歐盟以後，只在歐盟內部流動，而不流出歐盟。十年以來已見成效。我看到一些由美國來做博士後研究的年青人，因為個人對工作的滿意，和家人對優質生活的滿意，極大多數都決定定居在瑞典。即使近年經濟衰退，這些人的職業也不受影響。因為執政者都知道，優質國民是國家的財富，劣質國民是國家的負擔。

　　學生層面的重要議題有兩個，以上所談的教學方法和課程結構的精進，直接在知識面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培養學生生活面的競爭力，就是培養實質的行政管理競爭力。臺灣的人才培育政策過度偏重科技人才，所以忽略了人文社會政經管理人才的先期培養。我在臺灣的一些大學裡（幾乎都是頂大）經常聽到學務長說：「這是因為這些孩子們不懂事」。一半以上的大學生（超過20歲）都有權選總統了，還把他們當成小孩子看待。我介紹一下歐洲的情況，以瑞典的大學為例。每所瑞典大學都有組織完善的學生會，全校學生都是會員。選出的大約二十人的學生會幹部（包括會長），都休學一年，全時做學生會的工作。學生會會長和校長地位平等，協調教務的改進與推動。學生會向企業募款自建很大的學生中心（當年我服務的Linkoping大學的學生中心落成時，瑞典國王來主持開幕）。中心裡面的會議室、演藝廳、餐廳、書店、商店、室內運動場完全是學生會以企業的模式經營。學生會向政府爭取公共交通的半價優待，和房地產商協定合理的學生住宿租金。瑞典每所大學都有大約10%的外籍本科生（錄取率大約20%），平均大約每校二千名，學生會協助安頓外籍生並解決他們生活上發生的問題。學生會設立按國家分類的網站，讓外籍生用本國文字在網站上向自己國家報導他們在瑞典的情況。瑞典的學生會舉辦不少的國際活動，有一位臺灣的大學生告訴我，他暑假參加了一個去土耳其的國際志工團，到土耳其以後才知道這個國際志工團的總部是瑞典的一所大學學生會。學生會變成了一個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混合體，它發揮功能來增強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學生會的幹部，尤其是會長，畢業後都是大企業極力爭聘的有高度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瑞典的九所大學每年產出約二百名這類菁英。我訪問過臺灣的幾所大學學生會（有些大學的學生會根本不運作），看到貼在辦公室和活動室牆上的大多是娃娃畫和娃娃語。三年前我安排元智大學學生會的副會長王珠婷訪問Linkoping大學的學生會，希望引發臺灣學生自主的「國際化」，王珠婷邀請Linkoping大學學生會會長回訪，可是一些頂大的學生會不願意參加這項活動。教育部和各大學的學務處應該深思，大學生對「國際化」的看法是什麼？

　　頂大第一期第二梯次的教育部審議指標中，「國際化成果」這一項的權重是10%。第二期頂大經費中，各大學（我查問了臺大、成大、政大、中興、中央、交大及台科大七校）都分配大約10%的經費作國際的工作。教育部一年投入的10億國際化經費（頂大計畫總經費100億的10%）是瑞典政府與各基金會投入總數（一年約7億臺幣）的1.5倍。在上述第二梯次審議指標中，「國際化」要審查的項目有三項：就讀學位的國際生人數、交換國際生人數、和專任外籍教師人數。執行這三項所產生的效果，對在校的臺灣學生而言，學校這個小社會的改變是多了一些外國人。出國做交換的臺灣學生，他們生活的大社會完全變了。要能用環境的改變來提升個人的競爭力，必須是一個成熟的、能獨立思考判斷的社會人。有多少臺灣的大學生已經具備了這種條件呢？大約十年前，瑞典的CHALMERS大學要協助瑞典業界向臺灣發展，當時的CHALMERS大學校長Jan-Eric Sundgren是我以前的學生，我介紹他和張俊彥校長認識，以平等原則雙方都在對方校園內建立一個mini-campus，進行長期合作交流。CHALMERS在交大的辦公室設在交大圖書館大樓的底層，mini-campus所有的行政管理業務完全由CHALMERS派來交大的交換生規劃與執行。這些瑞典學生回國後（不少和我還有連絡）進入瑞典的跨國公司。十年來培養了幾十名瑞典企業需要的「臺灣通」。我不知道交大送去CHALMERS的交換生，目前有多少在臺灣做什麼事？教育部在頂大計畫裡一年投入10億推動國際化，根據審議指標中的三個項目，似乎國際化的總目標是要多看到一些外籍生（佔11所頂大的十多萬學生的2%）在校園內走動，和找外籍老師來教極少數的專業課程（不需要教得比臺灣的老師更好）。

　　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學上不了國際舞台，只能做台下的觀眾。不能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投資，只是台下的喝彩與鼓掌。每個大學都有其專精與價值，是不能用簡單的量化來比較。重視大學排名不能提升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因為大學排名榜只是一個虛幻的舞台。最近大學排名已經變成一個爭功諉過的工具。排名稍有進步，就是政策和辦學成功，排名退步再多，也輕描淡寫地辯說：「排名只能當作參考」。雖然純學術是無國界的，大學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培養自己國家所需的各類人才。如果社會中存在盲目崇拜權威的惡習，產生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對國家並不是絕對的好事，因為盲目的崇拜使一個專精於一門學術的凡人，自我膨脹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神是無法活在人的社會裡。

　　我在瑞典服務過的Linkoping大學，有27,500名學生，其中只有1,300名博士生（沒有碩士生），可是有3,900名專任教師。學校的總經費有45%來自教育部的教學經費，55%來自校外的研究經費，所以每位老師做研究的時間比教課的時間多，研究與教學都是重質不重量。學校每年錄取六百多名外籍本科生（申請人約四千）。校內有全國的高速電腦中心，有全歐洲最高解析度的電子顯微鏡。老師中有人擔任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主席，有人擔任歐盟知名Framework Programme的領域規劃人。最近瑞典政府設立八個戰略性的Break-through長期研發計晝，其中兩個由Linkoping大學執行，自從歐盟完成了歐洲各大學本科生課程內容的統一比較標準後，做了全歐大學本科生部的評鑑，結果Linkoping大學獲得「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 第一名及「教學品質」第二名。Linkoping大學該算是研究型大學，還是教學型大學？我們自認是「功能導向，應用激勵的跨領域研究教學整合型大學」，Linkoping大學是全世界唯一的，已經成功地將物理、化學、生物三個領域整合成一個「物理化學生物系」的大學。臺灣有朋友告訴我，在上海交大的排名榜上，Linkoping大學位居394，遠落後臺灣的幾所頂尖大學。這是否代表臺灣的那幾所頂尖大學的國際競爭力，遠超過Linkoping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呢？